白朗起义是指河南省宝丰县绿林头目白朗（1873～1914），为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统治，于1912年发动的农民起义。
民国初年，河南省农村灾荒严重，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乞丐成群。白朗与李鸿宾、宋老年等绿林头目联合，白朗为首领。他们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队伍很快发展至五六百人，活动于豫西广大农村。1913年夏，白朗乘北洋军调离豫西南之机，率众攻破唐县、禹城。二次革命爆发后，白朗于9月南下，夺取枣阳市，占据县城十一天。11月又攻占宝丰县城。1914年1月，白朗率领两千人，消灭了进入豫西的官军，越过京汉铁路，接连攻破光山县、潢川县、商城及安徽省六安、霍山县等县城。袁世凯将张镇芳撤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省都督，调集两万多人进行围剿。白朗在霍山突破北洋军的包围，于3月7日一举攻克老河口市，歼敌两千余人。占领老河口后，白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西走陕、甘，夺取四川省为根据地。白朗军长驱入陕，攻占商南县等地，一度逼近西安市。又沿渭河西进，由陇县进入甘肃省境。陕西省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队伍得到补充。白朗军乘势攻占天水市，麾军进入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区，欲由此入四川，被川军阻击。白朗军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主力队伍疲惫不堪，军纪松弛，大小头目思乡心切。于是决定沿原来路线折回河南省家乡。官军追击堵截，白朗军一路苦战，伤亡惨重，待退回河南鲁山、宝丰境内，已溃不成军。8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石庄与官军搏战，负伤身亡，部队溃散，起义失败。
白朗起义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白朗起义所表现的人文精神具有时代价值，白朗起义不但打击了北洋政府军阀的反动统治，响应了革命号召，策应了南方革命党的行动，而且表现出来了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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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社会失范
民国建元，虽推翻了帝制，但无论是武昌起义的新建陆军还是逼迫清帝退位的北洋军，以及纷纷宣布“独立”肢解大清朝的各省督抚，无不是清朝的遗产，从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几乎无处不呈现出社会失范的乱象。
1．官府对民间的强盗式掠夺和荒政的不作为。清末民初，捐税多如牛毛是学界的共识，但不论何种捐税以及每项捐税需要交多少钱，只要按规矩来，同时对灾荒等进行有效救济，形成上下一心共赴时艰的局面，就不会造成社会失范；反之，则会严重破坏既有规范，甚至导致社会失控、“官逼民反”。清末民初的社会属于后一种情况，银与制钱的折价就是例证之一。早在咸丰年间（1850-1861），河南省的银钱折算就以1：2700—3000居有统计的各省市之首。到了清末民初，在缴纳赋税时，如果按照银子折价来算多出的部分，每两白银能多折合出三千到四千文铜钱以上。又由于民间实际使用的多是制钱而非银两，战乱之际，灾荒之年，往往都是“钱贵银贱。同治元年（1862），河南地区征收漕粮实行折钱缴纳的办法：一石漕粮折算下来，大概要交六千多文制钱。按照当时白银与铜钱的兑换行情来换算，这笔钱差不多能折合白银四两。”这样，官府的赋税以每两银折算三、四千制钱征收，然后再以市场价一千多制钱兑换一两白银交国库，一颠一倒，民众的赋税增加到应缴数额的两三倍。须知，清代的漕粮是所谓的“天庾正供”，是中央政府征收的正式赋税，尚且如此明目张胆地对民间进行强盗式掠夺，更遑论其他捐税了。
与此同时，官府对民间灾荒的救济则越来越乏力，到了“民国建元，各里粜谷购枪，义仓、社仓遂空”，民间失去了自救能力，官府则更指望不上。正是由于官方带头破坏了既有的社会规范，民间也就往往视官府为寇仇，以致官府号召民间组织起来“防匪”的联庄会，还没起到“防匪”作用，就先成为官府的对抗者。
2．社会信任危机。由于大量存在的社会角色混乱，清末民初的贫富之间、官民之间、官府内部、军队内部等，都出现了信任危机。如军队之间的相互扯皮、攻讦。总之，清末民初，由于官府对民间的强盗式掠夺、社会角色混乱以及信任危机等社会失范现象的存在，社会各阶层、群体、成员之间，乃至于官府内部、军队内部，都产生了隔阂；反过来，这种隔阂又会促使社会失范进一步加剧。
对当地官民失范的仇恨
据《白朗起义调查报告》，白朗是白家的“单根独苗”，按照中国家庭的常理，他应该是一个很受父母娇惯、比较任性的人，但他同时也肩负着延续家庭“香火”、支撑家族“门面”的责任，在已经有了一子三女、年近不惑的情况下，他是不太容易当“蹚将”的。如白母的再三阻止，白朗自己也说：“我已经三四十岁的人了，还蹚什么？”因之，白朗当“蹚将”虽有其任性的个性因素，但当地官民失范的环境作用则更大也更直接。
《白朗起义调查报告》列出了白朗当“蹚将”的5条“动机”，其中有4条是当地官民失范使白朗产生了“仇恨”。官方失范3条：第二条，白朗在狱中被狱卒李康勒索、毒打、刁难，发誓要“报仇”；第三条，白朗干马队时，自己的大青马被官员项德高逼迫与一匹老马交换，还得再赔上50两银子，回家途中连老马也被梁洼的“小队”抢走；第五条，白朗母亲的包袱被官军抢走，送包的二人被囚禁致死，白朗姐姐家被抄。这三条中，唯有查抄白朗姐姐家或多或少有点合理性，因为在当时人眼中，白朗就是个“蹚将”，但其姐姐家的财物被抄家者洗劫则仍属于失范行为。民间失范一条，即第一条，白家是其庄上的单门独户，经常受大姓王家欺负，因在一次冲突中出了人命，白朗被诬告坐牢。中国农村基本上还是宗法社会，每个村庄的大多数人口都以一、两个姓氏为主，人口占少数的其他姓氏往往受欺负。在社会规范得到严格遵循的情况下，这种矛盾一般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清末民初则不然，它很可能是白朗交结江湖朋友以便对抗王家的直接原因。有了这些“仇恨”，再加上第四条：白朗交结的江湖朋友（也属于民间失范者）或已经或将要当“蹚将”，并极力劝白朗加入，白朗最终踏入绿林。因此，就社会环境而言，白朗当“蹚将”的主因是他对当地官民失范的仇恨，次因则是其失范的江湖朋友的诱导。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豫督张镇芳不顾官方信誉杀害前来投降的土匪，白朗充其量也只是当地的诸多“蹚将”之一，还不至于很快成为大规模起义队伍的首领。
白朗当“蹚将”时，豫西的土匪很多，官方对土匪的态度也有分歧：一部分人认为，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应招抚土匪；另一部分人则相反，极力主张剿灭。后者的主要顾虑大致如徐瑞昌在禀报张镇芳时所说：第一，一旦招抚，“愚民闻之，景仰风从”，导致土匪愈多；第二，政府财政支绌，无力收养招抚之众；第三，兵燹灾荒之余，无法增加赋税以养受抚之匪；第四，土匪反复无常，“屡收屡变”，招抚后无法保证其恪守军纪；第五，土匪之中，有人“希图收服后，即以有名之师参与河南省政权”，故不可招抚。这5个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意思，但都难以令人信服。
第一、五看似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与其说是官方不相信“愚民”，毋宁说是当政者有私心或缺乏足够的自信。从古到今各个朝代，官府向来都推行蒙蔽百姓的办法，信奉“只能驱使百姓做事，不能让他们明白其中缘由”这套说法。可一旦社会生出乱子，官府又反过来怪罪老百姓愚昧不懂事理。进入民国，一切依旧。徐瑞昌的话仍是这样一个看似合理而实则荒谬的逻辑：“愚民”既然无知，当然不能参政；以自己的力量迫使官方同意其参政者，则必然乱政，故宁可灭之。可是，政府不改其愚民政策，百姓何能“有知”？政府不让民众参与政事，民众怎么可能锻炼出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此种论调，要么是视国家政权为私产，要么是缺乏自信不敢接纳更多的人参政议政，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因此，至少从“民国”的角度看，这两个方面都不成立。
第二、三属于财政层面，但并非无法解决。当时的政府财政确实相当困难，民众也确实极其困苦。但是，其一，剿灭土匪就意味着打仗，其破坏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恐怕不一定比养活受抚土匪的花费少。如，商城县，“是役也，匪来两次，兵住月余，总计城乡死伤绅民六百余口，损失一百余万，烧去房屋五千余间，前后用去筹防、兵差、善后各费一万余串，实为三百年来第一大劫。”其二，当时民间的困苦最主要的是由于灾荒，而不是土匪。如，鲁山县由于大旱，“去年（1913）土匪围攻鲁城时，所有粮价，玉蜀黍属每斗八百文，麦子一串二百文；今则匪患平，玉米一串五百文，麦子二串五百文，价腾过倍，是旱荒较匪患尤为难堪也。”退一步说，土匪也是要吃喝住穿的，也需要花社会的钱，与其让他们靠犯法抢劫生活，不如把他们纳入到体制之内，社会所费不增，又维护了法度的尊严。其三，自清朝中叶以后，河南省的各种匪患层出不穷，大者如“白莲教匪”起义、“捻匪”起义，小者多如牛毛，官府的镇压并没有根绝匪患，足以证明匪光靠剿是剿灭不完的。其四，中国古代早有屯田制度，军队并非必须由民众纳粮养活。兵燹灾荒之余，荒地很多，招抚的土匪乃至其他军队都可以用来抗旱、搞军屯以解决粮饷问题，政府不增加财政支出，民众不需要多交捐税，土匪也能得到安置。
剩余的第四倒真是一个问题。在失范的社会里，无论是土匪还是起义者，防止其反复无常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明末的张献忠、太平天国时期的苗沛霖以及其他许多起义者或土匪都是例证。然而，只要政府能够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规范并以身作则，坚决贯彻执行，相信没有几个“愚民”会愚蠢到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程度，敢公然“占山为王”当土匪。
但是，袁世凯既然心存私欲，想变民国为自己的“家天下”，其表弟张镇芳自然也不愿意让招抚来的土匪分享河南省政权，故采纳了剿灭说，将响应官方招抚号召而来投降的杜起宾、岳东仁、常建福、薛金彪、张应朝、郭义得、薛三、高金宝等土匪头目杀掉，“并捕押其党羽数名”[6]（P7）。官方的此次失信，不仅更加坚定了白朗的反抗决心，还使他成了当地最有影响力的“蹚将”，在客观上有利于其日后的发展壮大。
起义经过
民国初年，河南省农村灾荒严重，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乞丐成群。白朗与李鸿宾、宋老年等绿林头目联合，白朗担任首领。
1913年5月31日夜，在唐县守军内应的配合下，白朗一举攻占该县，夺取火炮六门及大量枪械弹药，声势大振。白朗占领唐县后并不停留，当天即弃城北上，进攻鲁山县。当时河南省护军使雷震春急令部下王茂元率兵援救鲁山。1913年6月初，白朗起义军已发展到五、六千人，至同年七月初，又发展到七、八千人，并和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系。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白郎起义军打起了“中华民国抚（扶）汉讨袁军”旗号，提出了逐走袁世凯，设立完善政府的口号，准备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反对袁世凯的军阀统治。1913年6月15日，王茂元军进抵鲁山时，白朗军已改变原有计划，突然转向，攻克禹县，守城官军弃城而逃，白朗缴获枪械三百余支，财物无计，满载大车二百辆，胜利回军鲁山县一带。自此，白朗“声势振动豫西，绿林附合者达二千人”。不久，白朗起义军相继占领了河南省、安徽交界的商城，固始县、六安市、霍城等地，截断了京汉铁路，使袁世凯不能顺利地运兵南下，支援了“二次”革命，它标志着白朗起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二次革命爆发后，白朗所部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注意。黄兴曾给白朗写信，要求他率领所部进攻湖北，以配合讨袁军的作战行动，不过，黄兴所派信使在开封市被捕杀，信件并未能送达。与此同时，黄兴还委任河南省国民党人杨体锐为河南讨袁军豫西民军司令，赴洛阳市策动镇嵩军反正，并负责联络白朗。杨体锐曾亲自前往白朗军中游说，“白感动，愿听约束”。但不久杨体锐不幸被张镇芳所杀，中国国民党人与白朗的联系也随之中断。白朗于1913年9月南下，夺取枣阳市，占据县城十一天。11月又攻占宝丰县城等。
北洋军阀袁世凯，为镇压白朗起义，先后调动二十万兵力进行围剿。帝国主义曾派军事人员现场进行所谓“观战”。1914年2月下旬，白朗起义军突破重围，离开安徽，从豫南越过京汉线进入鄂水，沿途有许多农民武装参加了义军。曾在陕西凤翔区响应“二次革命”，宣布独立，被袁世凯通缉的原陕西陆军第一师王生岐团长，这时也率团参加了白朗起义军，使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两万多人，这时又打起了“中原扶汉军”和“公民讨贼军”旗号，发布革命文告，革命目标更加明确。同年3月7日，起义军攻克鄂北重要商埠老河口市，并在那里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讨论了主战、主守两种主张，统一了认识。决定走甘陕一带，然后入川的行军路线。白朗为总司令，李鸿宾为参谋长，王生岐为前军总司令，韩世昌为中军总司令，白瞎子（姓名不详）为后军总司令。王生岐对陕西省人地熟悉，使为前驱，于3月14日攻克豫陕交界的荆紫关镇，打开了进入陕西的大门。陕西督军张凤翙立即率领重兵驻防蓝田县，并派旅长陈殿卿，团长李必胜率四营兵马至黑山，骑兵营长张建有率部去镇安县，团长牛策勋率部去商县城，团长李长兰率部去牧护关等处设防。
起义军于1914年3月18日攻克商南县城，19日攻克武关，20日抵达名商荟萃的龙驹寨，当地驻防官兵仅四十余人，一经交战，即全部消灭。22日，起义军抵达商州区，陕军牛策勋率六十余骑自西门入城准备防守。岂知，此时此刻，起义军已越东门进城，两军相遇，巷战激烈，牛军不敌，得逃者只有牛策勋等十四人，余皆击毙。商县知事秦骏声伺机逃跑。起义军大胜，烧毁了替北洋军伐统治人民的县署和所有文书档案。同一天，山阳县城也被起义军占领，烧毁了县署，山阳县知事徐怀章吓得避入一家民宅。
起义军原拟出蓝田县，直攻西安市。后因在黑龙口镇、牧护关等地与陕军发生激战，得知陕军在蓝田设有重兵，遂改变行军路线，进军孝义厅（今柞水县），3月29日，在教义厅王家河歼灭地方团警百余人，3月30日攻入教义厅城，4月3日越过秦岭山区，出大峪口进入渭河平原，先后一月多时间，横扫了陕西十三个州县。随后，由陇县进入甘肃省。连破岷州（今岷县）、洮洲（今临潭），又取道东下，攻克天水市（今天水）。
1914年5月，在攻取洮州后，白朗原想经临洮县进袭兰州市，因政府军事先已有防备，各处布防，为决定下一步进退，遂在洮州召开军事会议以定夺。在会上，白朗说：“我辈今日势成骑虎，进退两途，取决会议。”首领白瞎子道：“请大哥陈桥兵变，事成则为明洪武，不成亦可如太平天国。”许多头领击掌赞同。但谋士中无一人响应，白朗亦不以为然。这也反映出白朗意识到在新的形势下，称王称帝式的农民造反模式已不合时宜，斗争的目的也不能局限于此。同年5月末，白朗率军出发，突破袁军在岷洮地区的包围圈，6月4日再占秦州区。接着，经过几次激烈战斗，白朗军突破了北洋军在宝鸡附近的防线，进入陕西省，日夜兼行，疾驰东进，一时让北洋军猝不及防。但在由子午峪翻越秦岭经商雒回河南省途中，白朗军遭镇嵩军刘镇华部、张锡元部、张敬尧部和赵倜毅军的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回到鲁山县、宝丰县一带后，白朗军无力与政府军正面对抗，只得分散为数股。8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一带与敌军激战，不幸负伤，数日后死去。其他各杆也先后失败，队伍最终瓦解。
1914年7月上旬，通过荆紫关镇回到豫西，化整为零，分四路继续活动，很快被官军各个击破。
结果
1914年8月初，起义军首领白朗和数十名战士于原籍宝丰县山区虎扒岭英勇就义。至此，这场震惊中外的农民起义归于失败。但是，这场坚持了三年之久，转战河南省、安徽、陕西省、湖北、甘肃省五省的农民起义军，给予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打击是沉重的。
失败原因
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围剿”
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不乏农民起义，然而成事者能有几何？唯有汉高祖刘邦、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得天下，并延续几百年正统地位。而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均遭到镇压，只是给当时添加些战乱罢了。白朗起义亦然，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政府的“绞杀”，任何政府都不允许人民反抗，一旦爆发农民起义，便会倾全国之力来镇压，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更是严厉。如白朗发动起义后，袁世凯即命河南省都督张镇芳“剿抚”白朗军，1912年10月，张镇芳致电袁世凯：“焚掠奸淫，惨无人理，声势浩大，凶悍异常，一旦就诛，人人称快。”1913年5月，黎元洪致电张镇芳：“豫匪二千余复至天河口，声言攻城，恳派兵来皖，以救危急”等事。除电饬王师长迅派得力军队剿办外，特此奉告。”白朗鉴于袁政府不断向河南增兵，中原地区不易立足，所以决定避实击虚，伺机入陕。陕军沿渭河两岸，节节驻扎。各军分进合击，取三面包剿之势，“重兵劲旅，云集一隅”，袁世凯企图一举消灭白朗。最终在老家豫西，被官兵的重兵围剿和“清乡严洗”各个击破，全军覆没。
没有与二次革命军形成联盟
1913年7月，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发动“二次革命”在江西、安徽等地起兵讨袁。黄兴曾写信于白朗，要求配合讨袁。由于信使被张镇芳所杀，信未送到。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身软弱无力，并没有真正依靠农民力量的决心，加上白朗军流动性太大，支援未见成功。1913年3月，革命党委任白朗为“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7月，黄兴致信白朗：“足下占领鄂、豫之间，可以窥取河南省，若能多毁铁道，使彼进路阻碍，为功实匪浅鲜。”二次革命中，“赣、皖二省反抗中央，该匪亦随声附和，谬假‘二次革命’之说，互相号召。”但是，白朗起义是农民领导的，而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次革命不可能真心与白朗军合作，也不可能真正支撑白朗军。导致白朗孤军难鸣，最终走向失败的命运。
政见不一、缺乏理论指导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几乎是官逼民反，参加起义的农民均与地主争夺土地，但并不是彻底的反抗。白朗起义是在北洋政府的残酷压迫下发动的，没有任何理论指导，主要199领导人间矛盾重重。《甘宁青史略》载，白朗在临潭召开会议，讨论起义部队的去向。多数人不愿取四川省，眷恋乡土，于是挥师东进。义军在进军遭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许多重要骨干都主张返回豫西老家，众志难违，原来主张继续西进的计划又收兵东归。攻取洮州后，白朗原想继续突袭兰州市腹地，因敌军云集，各口有防，一时无计可施，遂在洮州县署召开军事会议。白朗说：“我辈今日势成骑虎，进退两途，取决会议。”白瞎子高声叫道：“请大哥陈桥兵变，事成则为明洪武，不成亦可为太平天国。”许多头目鼓掌赞成，但谋士中无一人响应，白朗亦不以为然。然而，白朗军各级头目大都是河南人，长期苦战，不得休息，思乡心切。于是，白朗决定带队回河南省家乡，也就带着义军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起义性质
就与社会失范的关系而言，土匪是利用社会失范来进一步破坏社会规范，以达到获取自身私利的目的。起义者则不同，他们是以破坏社会规范的方式来反抗社会失范，以期建立新的规范来矫正社会失范。白朗属于后者，除了其当“蹚将”的主要动机是对当地官民失范的仇恨之外，还在于他在受到革命党的影响后，曾试图建立一些粗略的规范并加以执行。只是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此处仅以1914年白朗在荆紫关镇留下的一篇檄文结合其他资料来窥其一二。
1．反对袁世凯篡国的“民主政治”规范。檄文说：“溯自共和事成，人心望治，岂知邦家不造，祸患相乘，阴霾毒雾，布满政府，妄行威福，摧残民权，借共和之名，实行专制之弊，利人民之弱，遂蓄登极之志。本都督用是痛心疾首，奋起垅亩，召集豪杰，为民请命。”由于军事力量弱，白朗并没有北伐，那么，此檄文是否表明白朗真有反袁之志？回答是肯定的。民国《禹县志》卷二“大事记”说：白朗军攻入禹县县城，“号于众曰：‘此来专仇团防也！”《白匪陷陇南见闻录》的作者王士蔼记载，白朗军未来之前，“斯时谣言孔多，有谓系干大事，称‘洪汉军’，并不伤害人民者”；白军来后，他与白朗部下似乎是一个小头目的还有一段对话。小头目说：“袁世凯干事不公，我们意欲反对。”王问：“既不赞成袁公，即当整军北上，却来甘肃省何为？”小头目说：“现在势力不厚，一俟兵精粮足，便当雄踞北方，席卷南方。”无论是白朗自己还是其部下，都在不失时机地宣传其反袁主张，与黄兴给白朗的信中所说“使人人晓然于吾辈之举动，实有吊民伐罪之意”[8]是一致的。公然反对袁世凯独裁、篡国，表明白朗确实有建立“民主政治”规范的图谋，尽管他对民主共和的理解可能极其有限。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认为，白朗起义“皆（袁）世凯一念之私所激而成”。
2．严厉的军队“不扰民”规范。檄文说，“去年义军经此（指荆紫关镇），秋毫无犯，市厘不惊，商旅安堵。人民亦晓于大义，箪食壶浆，以迎义师，本都督异常欣慰”，“故义军过处，人民不自惊扰”。这与黄兴在给白朗的信中所说“师出以律，无伤地方（以免招致）恶感”[8]相近。白朗在与革命党联合后，其军纪、军容确实比以前大有改观。如官方档案记载，1913年，白朗“祭祖回籍，约束甚严。旗上号称‘大汉副都督白’，一切举动，迥与前殊”。亲历者的记述也是如此：“当白狼拔队出城，有往观者，来述余前，称其军律严整，几若节制之师，且不阻挠旁观之人”；白狼治军颇严，“在彬州市作战时，进城后在城内西街杨家祠堂前，见有血迹一大片，据本街贡生杨云生说：“系白狼斩杀违反纪律者所致。其治军之严可知。”
3．“顺”“逆”有别的“粮饷供给”规范。檄文说，“然义军初起，须（需）用孔亟，不得不取之于民。况东征西伐，以讨独夫，而军火无接济之路，寸地有难守之象，其取之于民，实出于不得已，人民亦当谅我苦衷，力为相助”；对于“济以军火，供以粮食，开门投诚者，一律保护，不伤其生命财产”。白军在“取之于民”时对地方官民的“顺”、“逆”是区别对待的。一方面，这是斗争策略的需要；另一方面，即使对官民的“劫掠”，也仅限于比较贵重的财物：“白匪搜括财物，烟土为大宗；次则妇女首饰、绸缎衣物，布匹、铜元均所不取”；“其掳掠以洋元现银为单位，纸币铜元，概弃之不顾”。一则烟土、金银、绸缎等价值高，易于携带；二则此等财物多非穷人所有，与“打富济贫”不矛盾。所以，白军将“铜元衣物委之于路，或散诸饥人，不劫小镇，不杀行旅”，官方也承认白朗军“复假行仁义，见好小民”。而攻下县城后，被“劫掠”最惨的，除了官方之外，就是豪族大户。如在潢川县，“巨富被焚之著名而最苦者，为现任许昌市知事卢某。卢姓为光属望族，其先人曾任某省提督，家中常养健儿百数十人，备置快枪利器”。
除此之外，起义军队还会释放、善待百姓公认的清廉好官。比如白军在天水捉住一位姓向的道员，逼他说出军械库的位置，这位向道台假装不知情，白军士兵就把他打晕在地。街上许多乡绅百姓目睹这一幕，纷纷围过来跪地求情：“这是体恤我们百姓的向大人，是个好官啊。”恳求士兵不要再殴打他。军队于是把他放了。匪军首领走上前来，问清这人就是向道台，便对他说：“百姓全都称赞你是好官，你可以回到官署继续处理公务，如果有人敢刁难你，我必定严惩不贷。”同时他们也重视兴办教育。
由“蹚将”班底建立起来的白朗军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甚至有一些土匪习性。如白朗当“蹚将”之初，打劫离任县官张礼堂，还绑架了张的儿子，勒索了10支快枪。尽管这是为了获得武器，壮大自己的队伍，勒索的对象也是官员而非百姓，但打劫、绑架勒索毕竟是土匪行径。在白军内部存在腐败现象，据当时人记载：白朗队伍开拔时，“前后有大轿十余乘，当系各首领在内，不知孰是白狼？嗣闻人云：”头戴白狐皮帽，身着反毛皮袍，面长、色黑、无须者是，匪酋有宋老年者，为首领十八人之一，身坐八人大轿，兴高采烈”。在荆紫关镇，对于挖掘白军士兵坟墓的百姓，白朗实施报复，尽烧民房，还宣称：“天不行雷霆之威，则安知其雨露之恩。
清末民初的社会失范导致了白朗当“蹚将”，但白朗显然与当时豫西的其他“蹚将”不同，不仅其动机是对当地官民失范的仇恨，且在其接受了革命党的政治主张之后，还试图建立起一些粗略的规范并加以实行，以反抗和矫正当时的社会失范。因此，白朗是起义者而非土匪。白朗起义失败了，民国初年的社会失范依旧，民间的起义仍时有发生。
主要影响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正如何西亚先生《中国匪盗问题之研究》道：“土匪之生活，杀人放火之生活也，奸淫掳掠之生活也，吃惊受吓、朝不保夕之生活也，饿死饱死、忽苦忽乐之生活也；虽生存于社会，而不与社会合作之生活也，简言之，即与人类共存原则相背而驰之生活也。”这基本上概括了土匪生活的主要特征。而白朗被时人称之为“白狼”，白朗军被称之为“狼匪”，可见其与土匪无异。虽然白朗军占领城镇，一般“只劫官家及绅富财物”，但是行为却非常恶劣。如白朗攻占洮州后，“城中所有房屋大半已付一炬，葬身火窟者不计其数。人民以争欲出城，互相践踏而死者不可计数，各城门积尸高至数尺。城外商店被焚者夥彩，然死者则较城内多至数倍”。岷州回民激烈抵抗，兵源、弹药和粮饷都难以补充，军纪开始松弛，抢掠烧杀之事日益增多。这也是历代农民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更是白朗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给袁世凯政府在陇南地区的统治以沉重打击
白朗军在1913年4月底至6月初仅仅一个月时间内，攻克凤翔、千阳县、陇县、破固关、直下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进入甘肃省境内。前后攻破伏羌、攻占秦州区。从徽县转战成县，转趋阶州、文县。占岷县、破洮州。5月末，经漳县、宁远趋秦州。6月4日再占秦州。在短短的一月时间里，白朗军由陕入甘再入陕，再占秦州。甘肃陇南地区活动不到一月时间，却攻克了徽县、礼县、武都、文县等地。如1914年5月4日，甘肃督署张致袁世凯、参陆两部电曰：“该匪入甘后，勾结土匪，数益增多。”5月7日，张广建致袁世凯电：“天水市知事张绍文称‘初四日午刻，匪两股扑城，城将旦夕，马国仁奋勇力战，受伤阵亡。酉时，城危旦夕。’现在秦州区不守，陇南市全局不免震动。”白朗起义历时近三年，攻县城四十余座和许多关隘，所到之处“劫富济贫”，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统治。在很短的时间里对北洋政府在陇南统治造成了重大的威胁与震动。
破坏了陇南的社会生产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战争亦可称作革命，然这种革命表现为其破坏性。历代的农民战争并没有什么创新，只是“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的简单循环罢了。战争必然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家庭小农经济的破坏，战争的结果导致传统政权的复归也不是起义者的失败，而正是其目标追求或胜利标志的标志。而且在经济学上也是进步的传统的农战史研究普遍认为：农民在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下被迫起义，虽然具有正义性，但它追求恢复家庭经营的小农生产，则是历史的倒退，或至少在经济学上讲是“反动”的。白朗起义的时间是在1912年，在舞阳县母猪峡竖起“劫富济贫”的大旗，三年之间经略中原，兵锋所指豫鄂陕甘五省腹地，征战千里，破城四十余座夺关隘无数。这期间践踏了无数的田地，摧毁了无数的房屋，惨死了无数的人民……攻城掠地，破坏了社会生产，战后北洋政权复辟，只是给人民以灾难罢了。
历史意义
白朗起义的性质，长期以来有农民起义说和土匪说，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历史材料，为白朗起义的历史地位做出准确定位。白朗在1912年发动起义，起义队伍纪律严明，与农民联系紧密，他们劫富济贫，先后打出不同的旗号，明显倾向于南方革命党。因此白朗起义是一场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白朗起义所表现的人文精神具有时代价值，白朗起义不但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响应了革命号召，策应了南方革命党的行动，而且表现出来的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
一、起义目的性：从“拉杆”起事到以公民抗争为号召
白朗（1873—1914），河南宝丰人。民国初年，河南省农村连年遭遇自然灾害，民众生活困窘。1912年3月，张镇芳就任河南都督。然而他上任后，不事救恤，横征暴敛，专务盘剥，导致河南地区物价飞涨，民众苦不堪言。天灾人祸，交相摧残，百姓流离失所，饥民遍地，在绝望的处境下，铤而走险者日众，出现了“丐与盗满河南”的现象。豫西多为山区，历来民风强悍，贫者无法求生，便纷纷铤而走险，纠合起来打家劫舍，称为“拉杆”，为首者称“杆首”或“架杆”。据记载，1912年5月间，仅宝丰县、鲁山、汝州市一带著名的杆首就达20余人。白朗曾入巡防营当兵，后返乡，此时也聚众“拉杆”起事，成为占据山林的绿林首领。
白朗“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走于汝、鲁、宝之间，结识豪侠，渐成规模”。民国元年，白朗以“打富济贫”为号召起事，当时被裁士兵、游民、饥民等纷纷响应，归附者络绎不绝。各地著名杆首如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也都率所部归顺，白朗势力迅速扩大。
白朗及其部下的反袁实践总体上仍然沿着中国农民战争的传统路径前行，尚未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水准，但其斗争的政治目的也的确与旧式农民起义有所差异，呈现出新时代农民战争的明显特征，是一场深受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影响的旧式农民战争。
在火器时代，作战行动要具备专门的技术和武器。白朗青年时代曾进巡防营当兵，枪法颇精，“虽目不识丁，而胆略颇壮”。可见，白朗对近代军事有一定的了解。白朗起义后，坚持流动作战，试图将近代军事手段与流动作战模式结合起来，这从其转战过程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白朗起义，将流动作战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白朗运动作战，往往一日夜能走二三百里。在战术上也比较灵活，能够根据敌众我寡态势，避实击虚，机动灵活作战。在作战实践中，或从内线跳到外线，或出敌不意地袭击守备薄弱或孤立之敌。加上行军迅捷，常使敌军疲于奔命，使敌军的围追堵截无法实现。作战中，白朗还善用设伏诱敌的战术。官军跟踪追击时，他们常常佯作退却，将财物等弃掷于地，待官军捡拾钱财时，他们便回兵猛击，一举歼敌，以缴获军火，补己之需。白朗军在攻城时也很讲策略，往往先派细作探明城中虚实，如城内空虚，便派人假扮成贩夫走卒、江湖艺人、行乞讨饭者等混入城内潜伏下来，又常策动会党和守城士兵做内应。一旦安排妥当，主力部队便长途奔袭，里应外合，使守军猝不及防，一举破城。正因如此，白朗才能常常以弱胜强、纵横数省，取得巨大战果。
但不可忽视的一点，白朗起义是发生在近代条件下的一场农民战争。近代战争对部队的后勤保证提出了很高要求，特别是武器弹药补给是决定军事斗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白朗起义长期流动作战，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部队所需物资均靠缴获和沿途征集。但这两条途径并非稳定的后勤补给来源，一旦出现补给不畅，给养不足，队伍马上就会陷入困境，使得战力大为损耗。如白朗进入岷洮地区，该地回、汉、藏民杂居，由于白朗不能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遇到了回族的激烈抵抗，兵源、弹药和粮饷都难以补给，军纪开始松弛，抢掠烧杀之事日益增多，以致在此无法立足，也无力突入四川，被迫退出该地，并引发士气下降，官兵思归，白朗于是决心返豫。再如，在返回河南省后，及至回到鲁山、宝丰一带，白朗手下虽仍有数千人，但因武器弹药缺乏，战力大减，无力与官军对抗，只得分散活动，被各个击破，最终败亡。这说明在近代条件下，长期流动作战模式具备固有局限。
白朗军在流动作战中，仍然秉持传统农民起义的传统，劫富济贫，就地筹饷，凡占领城镇，多“只劫官家及绅富财物”，并严禁焚烧民房，严禁奸淫妇女。攻打之处如望风归降，则往往秋毫无犯。如白朗进武功县时，官吏逃走，商民箪食壶浆以迎之。白朗停留一夜，“临行馈以现银数千两”。又如白朗进通渭县时，城内无守军驻防，县令无他法，遂组织绅民出城欢迎。白朗高兴道：“吾所以西来，谋大事耳。事之成败，天也，决不涂炭生灵。”下令所部驻于城外，自己仅带百余人进城，并向县令询问民情，曾问：“沿途无煤可购，何燃料之缺也？”县令答道：“南乡罗家峡有煤矿，特无资本开耳。”又问“城周围多少里？”等等。白朗还曾至教室，看了学生的课本，对其亲随说：“此城小如斗，民贫可怜，不图学生尚堪造就。”遂捐银二千两交县令收存，以作买书之用。
近代以来，教会势力不断将触角深入中国内地，他们与当地官民的关系错综复杂，角色敏感，在民变当中往往受到打击。白朗起义沿途地方也有不少外国势力，包括不少教会组织，白朗对他们的态度也很值得关注。
事实上，白朗所部对外国在华势力也给予了打击，在不少地方将教会作为打击目标，并焚烧教堂。这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反侵略的时代需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起义过程中，白朗也逐渐不再盲目排外，而是根据情况分别处置。比如白朗攻克枣阳、六安市等县城时，并没有将教会作为打击目标。攻克老河口市后，其表现更是如此。
清末以来，在上海、天津市等地，相继创办了《申报》《大公报》等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报纸。白朗起义爆发后，发展迅猛，很快为全国所瞩目，也成为新闻舆论所关注的热点。《申报》《大公报》等国内一些大报纸对此频频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舆情变化对于战争走向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的来说，当时新闻舆论对白朗起义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白朗军攻城略地之状的报道。如1913年4月，白朗军进入湖北随县田王寨，《申报》报道称：“(白朗军)劫杀八大团和戴寡妇、陈、台等三家后，粮饷丰足，可以支持年余，土炮铳药更多，机关枪共七架，快枪一千余支，乌铳杆枪不计其数。”
1913年6月，白朗军里应外合，突然攻取禹县，《大公报》报道：“即释放囚犯，纵火焚掠，县中存款，全行搜去。”“所有城内之军火、财帛，已为白狼一网打尽。”
白朗军占领老河口市后，缴获甚大，《大公报》报道“所有精华，悉被搜刮，商民损失约数十万”。
1914年6月，白朗军攻打天水，秦州镇总兵马国仁率军抵抗，但刚出城即遇白朗军攻击，仓皇败退。就此，《申报》报道说：“贼队遂势猛扑，马镇身先堵御，头部中弹而亡。官兵见主帅已伤，不敢恋战，即挟帅尸回城。”
二是、关于政府军颟顸无能，甚至与白朗暗中通款，临阵倒戈，导致袁政府军事形势恶化的报道。
白朗作战，善于联系守军，里应外合，故常常以巧取胜。关于此点，各报也多有报道，如《申报》曾报道：“豫军通匪，童叟皆知，土匪以抢劫之金钱，暗送军队，军队以捍卫之器械，密献土匪，事实昭著，令人惊骇。”
1913年11月白朗进攻南阳市，《申报》报道称：“白匪之陷南阳，并非汴军力不能敌，闻张锡元师长之司令部，即设于城内，各得力军队均已调道出外击匪，仅余新兵千余人驻守。该新兵本多与匪通，白匪探知司令部储械甚多，特以重金贿通。遂于本月十号夜以二千余人临城，直冲南门而入，汴军即从西门而遁。张司令命令拒敌，竟置之不理。张率护兵二三百人仅以身免，仓皇出奔。”
天津市《大公报》1914年2月14日称：“汴军之隶于某长官者，计五十营，无一不与白匪酣战，亦无一不与白匪暗通。……故河南人普通之谈论，谓汴中兵匪乃商家之买卖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白朗军入陕之后，官军通款倒戈者仍不乏其人。1914年4月，白朗军攻入乾县，部分士兵倒戈，打开城门，白朗军涌入城中，一举破城。《申报》对此报道：“闻匪入城时，恒有守城兵开门迎入云。”
此外，对于政府军将领的无能，各报也有评论，申报就曾指出“张镇芳不能以军法从事，且捏报肃清，谬邀赐赉，殆文虎勋章”。南阳失陷之后，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社会舆论纷纷指责袁政府镇压不力，张镇芳无能，要求将其撤职查办，使得袁、张二人极为被动。
由于白朗的起义军以运动战为主，部队飘忽无定，因此为了能够捕捉到白朗军主力，政府军需要随时调度各路军队，在这方面电报扮演了重要角色。袁世凯依靠迅捷的电报联系来频繁调遣军队，“饬官军分路进剿”，以合力围剿白朗起义。当白朗军跳出包围，转战各省展开机动作战时，各省都督也通过电报向北京和邻省请求支援，以致于“函电交驰，日至数次”。求援电报引起了袁世凯的高度重视，分路派军前往援助。然而与之相应的是，由于缺乏器材和人员，白朗军则完全无法运用电报技术，各路队伍之间只能依靠快马传报，无法进行电信联系。通信的落后给起义军的运动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各部之间无法进行及时联系，使起义军在遭受到政府军队的打击时，无法做到彼此快速增援，从而丧失了协同作战的机会。这一情况在起义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对于战争形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白朗起义历时两年多，转战数省，在政治和军事斗争、对待外国宗教、新闻舆论影响和新技术运用等方面，都呈现出很多新特点，显现出近代因素的影响。应当说，作为一场在近代化底色下的传统农民抗争，白朗起义虽然具有一些新时代因素，但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旧式农民战争的轨道。因此，在近代化背景下，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条件的变化，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同时也昭示着传统农民抗争模式的终结。
主要人物
白朗，河南宝丰人，生于1873年，他性情豪爽，疏财仗义，善于组织人和使用人，深受群众爱戴。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他率领家乡数百名农民举旗起义，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先在汝州市、鲁山、郏县、宝丰之间活动，使起义队伍逐渐壮大。当时的官府，有意把这支农民起义军首领白朗诬蔑为“白狼”，加上“朗”“狼”二字读音相近，由此跑“白狼”之说长期讹传下来。
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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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历史和文化界为白朗起义正名.科学网.202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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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朗起义与传统农民抗争模式的终结.平顶山学院报.2026-07-09
白朗起义与商洛.陕西省图书馆.202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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